意義假設
在治療師已經(jīng)驗證了來源假設后，接下來的焦點便轉(zhuǎn)換至闡明病人的投射性認同的意義，以及它發(fā)生的原因。
這種尋找意義的努力最好是在治療師心里帶著一個一般假設來進行，即治療師假設個案在某些方面無意識地需要治療師去感受個案所感受到的某些東西，而且這符合了個案的某種目標。
我們認為，這雖然只占Tansey & Burke研究中一小段，但卻是蠻重要的值得反思的一點。
首先，如果病人來了，其無意識的治療目標之一部分是讓治療師體驗和分享到他的感受的話，也就是說，尋找一個共情性客體本身是其治療目標的構成部分，
那么治療師要不要滿足來訪者的這種需求呢？他們顯然認為不但應該滿足，還應該以此為出發(fā)點，是治療師工作努力的方向。
而榮格在《移情心理學》，更加明確地提出治療師應該積極主動地接受病人的“感染”。并通過“受傷療愈者”模型把此界定為治療師的基本態(tài)度之一。
為了驗證反轉(zhuǎn)移關系反應對個案是具有意義的假說，我們提出五條獨立的推論線索包括：
1)病人在治療關系中無意識地顯現(xiàn)出重新創(chuàng)造出具有以往親密關系特征的相同模式至何種程度？
這一條和來源假設中的第三條有很大程度的重合。其不同在于，在來源假設中，典型角色關系是用來確認有多少東西是造成了現(xiàn)在的反移情反應，而在意義假設中，對這種角色關系的關注是用來確認病人創(chuàng)造這些關系的意義是什么。在這一點上，Tansey & Burke引用了根據(jù)既往的精神分析理論，提出了兩種的意義，在內(nèi)在心理結構方面，他們提出主要來自無意識的尋求愉悅和避免痛苦的動機，從而形成各種防御和結構。這顯然的弗洛伊德的意義觀。
然后這種內(nèi)在心理結構會在雙人關系中表達出來。我們本來以為Tansey & Burke會順理成章地引用Ogden的有關投射性認同的四種功能學說，來說明投射性認同的意義。但是他們卻引用了Schafer (1984)的學說，提出投射性認同及其形成的強迫性重復的目的在于無意識地追尋創(chuàng)傷情境的重復，如把治療師制造成類似童年的批判性父母，這樣的治療關系雖然表面上看“失敗”了，但是卻成功地保持了對批判性父母的忠誠。
這里我們看出，他們引用了一個類似Fairbarn的創(chuàng)傷和受虐動力學說，來說明投射性認同的意義。
（2)病人以什么方式引起治療師的反移情反應，而這些方式看起來是呈現(xiàn)為一種病人和治療師的無意識溝通的形式？
Tansey & Burke完全贊同Grotstein和Ogden的看法，投射性認同是一種無意識溝通的形式。但是他們認為，治療師不應該預設所有病人存在以投射性認同溝通的動機。如，病人發(fā)怒的時候治療師鼓掌祝賀他正在讓治療師體驗憤怒，這可能會讓病人更憤怒，又如，病人僅僅意識到自己有報復治療師愿望的時候，治療師卻說這是無意識的溝通，這會讓病人感覺錯愕、混亂。但是無論病人是否存在無意識溝通的動機，其交流的內(nèi)容都提供了機會讓治療師有可能理解他。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提出的一個觀點：只要治療師能夠識別出其反移情反應和來訪者的自體感受或客體感受的相似性，治療師就讓反移情構建成了一種對病人有意義的體驗，無論其中有無意識的動機。（To the extent that the therapist is able
to recognize similarities between a countertransference experience and the experience of either the patient or the patient’s objects, support is built for the countertransference response having communicative meaning for the patient, whether or not the position is taken that unconscious motivation is involved.）
這個觀點不但和Klein提到的，治療師的投射帶來療愈，這一觀點遙相呼應，而且也隱約應和著榮格的觀點，治療師要主動地投入到治療關系中。
換言之，反移情這東西，究竟是它天生“真的”就具有溝通和反映來訪者內(nèi)心的功能，還是我們這些功能完全是我們的假想，這一點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即便反移情它“真的”本來無此溝通功能，但是我們設想它具有此溝通功能，然后我們對它不斷工作，最后它“真的”變得越來越具有溝通治療雙方，達成共情理解的功能了。那么這個過程是不是有意義呢？顯然，正如我們在第二章和第三章談到的，這對一個實用主義的治療師是非常有意義的，這就是一個臨床煉金的過程，“反移情”就相當于煉金石，被我們不斷提煉，從中產(chǎn)生了名為“共情理解”的哲人石，或者說，正是因為我們把“共情理解”這種質(zhì)量投射到“反移情”中，然后又不斷地認同回來，我們才在治療關系中創(chuàng)造出“共情理解”。
而對追求“真”“假”判斷的實證主義者和科學粉絲來說，這是多么可怕地“自我實現(xiàn)的預言”啊。
3)個案的投射性認同有多少程度是反映了在治療互動中對特定“適應性背景”（Langs,1976)的無意識反應？
他們借用了Langs的術語，“適應性背景”（adaptive context),是指治療情境中病人必須學會適應的那些事件。如治療師的干預、沉默、治療師忘記了約定時間，病人不情愿治療結束等等。要確認反移情反應的意義，非常有用的是能夠探索病人是否運用投射性認同來應對這些治療事件。比如說，治療師漲價讓病人感覺自己被剝削了，病人可能操縱治療師產(chǎn)生虐待病人的沖動，或者誘發(fā)治療師的內(nèi)疚感、感覺自己貪婪，在剝奪來訪者。
故治療師要反思自己的反移情反應是否和來訪者對“適應性背景”的適應有潛在的聯(lián)系，如果有，則意義假設得到支持。
4)個案的投射性認同在哪些方面展現(xiàn)出欲使自體排除那些無法忍受的部分？
雖然他們認為投射性認同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排除自體無法忍受的部分，但是它的確是投射性認同的重要功能之一。他們舉了兩個例子：一個例子是來訪者對治療師憤怒，但是不能承受自己心中有暴怒，從而引發(fā)治療師的憤怒，而來訪者自己扮演了他比較熟悉的受害者角色。另一個例子是來訪者告訴治療師，她父親吃飯的時候不斷挑剔說他女兒太胖了，而病人以平淡口氣說此事，就像討論天氣一樣，而治療師感覺到憤怒，覺得此父親對別人的感受很麻木不仁。
5)在現(xiàn)實干預之前，治療師的反移情如何被他暗中構想的反移情對病人之意義假設所影響？
這一條他們列出了五個方面：
第一，治療師對互動和病人的心理動力有逐漸增強的理解，治療互動變得越來越可以預測，治療師的任務越來越清晰。有效的意義假設可以幫助治療師解釋何以在當下互動中某些感受會升起。以及會有很多細微的“明白了”的出現(xiàn)。
第二，對意義的準確闡述經(jīng)常會產(chǎn)生放松感，并讓治療師對內(nèi)攝性認同保持更好的客觀距離。治療師感到舒適感增加，觀察能力提高，能較快地從內(nèi)攝性認同中恢復過來，保持自己認知能力不喪失，自信心和安全感的提升也讓治療師更少地防御。困惑感和紊亂感被平靜和明晰感代替。治療師也許會對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并且感到未來的希望。
這些感覺也符合我們的臨床感受，但是我們發(fā)現(xiàn)，這些感受并沒有在其它作者那里得到描述，而且榮格學派采用的煉金圖譜《哲人玫瑰園》也不能很好地表征這些感受，尤其是前十圖，雖然第十圖重生中可以象征這些感受的一部分，我們曾經(jīng)想過多種方案，用《玫瑰園》后十圖和前十圖并列，以及《玫瑰園》圖分別和《牧牛圖》和《十牛圖》并列等方法，最終還是決定采用最初來自于作者一個夢的啟發(fā)下做出的組合——《玫瑰園》前十圖+《牧牛圖》并列的方式來表征此種種感受。
第三，準確地意義假設常常會讓治療師更加樂意接受來自來訪者的影響。治療師更加清楚知道他要尋找的信息是什么。對內(nèi)攝性認同有更多地探索與覺知，治療敏感性不但恢復，而且得到更新。他們用運動員的精力恢復（second wind )來比喻這種狀態(tài)。不難看出，這就是榮格學派用《玫瑰園》第十圖“重生”說描述的。
第四，對病人的各種負性情緒（如憤怒、厭倦、不耐煩等等）減少，能夠更加欣賞病人要通過投射性認同來和治療師溝通的需要。對于病人的正性反移情如對病人的理想化，也會有所節(jié)制。治療師更加能夠理解和接受病人要構建各種角色關系的理由。簡而言之，治療師對病人的共情性欣賞（empathic appreciation)的能力提高.
他們這里使用的詞“共情性欣賞”大概會給不少治療師既奇怪又熟悉的感覺，奇怪的是，如果我們嚴格地去查找共情的定義，“欣賞”是不包括在共情的定義中的，但是我想，幾乎每個治療師都有體驗的是，和病人達成共情理解時，幾乎不可避免地升起“欣賞感”和羅杰斯說的“溫暖感”。從榮格心理學的視角來看，這是一種較為發(fā)展的“化合”感。
第五，最后，準確地假設往往產(chǎn)生的一個副產(chǎn)品是治療師對自己了解更多，治療師在形成工作假設的過程中，必須檢查自己的個人情結有多少卷入。而這種治療師的自我理解會泛化到治療師外。
我們看到，在榮格學派的“受傷療愈者”模型中，被放到舞臺中心的治療意義——修復治療師的個人傷口，治療師的人格完善——在Tansey & Burke 的闡述中，放到了一個相對不重要的位置，被認為是“副產(chǎn)品”。
而在榮格學派那里，這不但不是副產(chǎn)品，而是治療師從業(yè)的基本意義所在，而且正如榮格所闡述的，治療師沒有認識到這個意義，恰恰是反移情的重要來源。
Tansey & Burke 和TFP團隊一樣，列出了治療干預后的驗證標準，他們總結文獻，提出了4條驗證標準：1）新數(shù)據(jù)的出現(xiàn)，使得無意識動機和防衛(wèi)更易被理解；2）病人的自我理解增強；3）病人和治療師之間的溝通增加：4）病人數(shù)據(jù)中隨后出現(xiàn)指向正性內(nèi)攝的內(nèi)容。
他們特別提出了干預的時機問題，提出了兩個值得重視的觀點。
1）他們觀察到，治療師進行干預后，來訪者可能出現(xiàn)某些負性反應，如感到困惑、痛苦、感到被治療師羞辱、誤解，這些反應往往會讓治療師懷疑自己假設的準確性，他們提出，這需要治療師反思，自己的這種反移情：把來訪者的反應當做判斷自己的假設準確性的晴雨表。
在這一點上，我們認為Tansey & Burke ,顯然不如TFP團隊闡述的清楚，這種現(xiàn)象被理解為自體-客體關系配對的反轉(zhuǎn)，或其它的自體-客體關系配對被激活，如來訪者扮演了一個訴苦、委屈的母親，治療師認同了畏縮、以他人為中心的小孩。
2）在詮釋的時機選擇上，他們提出一個判斷詮釋的恰當時機標準，就是如治療師體驗越來越切合上述標準中第五條標準,那么可以確認這大概是個好的時機。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五條標準其實是分析師自我分析的標準，換言之，分析師在分析的過程中，越來越對自己的分析深入的當下，對來訪者的分析也越來越準確。這里我們看到了，其實這是一種發(fā)生在分析空間里的共時性同步的現(xiàn)象，正如榮格分析界廣泛流傳的求雨人故事所象征的，分析師在自己內(nèi)心發(fā)生的自我分析和詮釋，也會同步地影響到分析室中的雙人關系。這也是為何我們后面的感應轉(zhuǎn)化模型要使用兩套圖譜并列，一套象征治療室雙人關系，一套象征分析師內(nèi)心變化的原因。
最后，Tansey & Burke對他們的模型做了三點補充說明：
第一，如果和上述的清單出現(xiàn)相反的內(nèi)容，或者沒法發(fā)現(xiàn)越來越多符合上述清單的內(nèi)容時，治療師往往要謹慎地注意，自己可能正處于一個防御的位置上，無法準確地評估反移情。如治療師產(chǎn)生了一個意義假設后，相反感到更加地困惑，不舒適感，或無法欣賞來訪者的動機。
這一點在我們看來，需要補充的是。，9治療師對自己軀體感覺的覺察，所以在我們的內(nèi)觀聆聽訓練中，是通過四通道聆聽來解決的。
第二，他們明確地、再次提出確認過程和共情過程是循環(huán)反復的、無固定終點的過程。
但是實際上當它們使用線性的語言來描述這個過程的時候，又給人造成的感覺是他們描述的是一個直線的過程，這一點即便是榮格使用的煉金術圖譜也沒有解決此問題，對此的一個解決方法我們的觀點是使用“易經(jīng)壇城”這樣的多重循環(huán)，非線性系統(tǒng)。
第三，他們意識到，閱讀他們的書籍會讓讀者造成錯覺，就是治療師似乎要時時刻刻地意識覺察到這些確認標準，而在和病人的互動中馬上就可以評估這些互動。他們提出，實際上，對反移情反應的分析很多時候是在治療會談后進行的，因為這時候互動壓力較小或者幾次會談后才分析。有時候會持續(xù)幾周或數(shù)月。
我們的觀點是：他們指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現(xiàn)象，就是說，治療師的共情理解工作其實很大一部分是在治療后進行的，而對治療師的非治療時間該如何練習和訓練自己，是我們幾乎在所有本研究入組的文獻中都沒有的。而其它一些有關治療師自我關懷的文獻也對此語焉不詳，這正是我們要強調(diào)六套訓練的原因。
（全文完，轉(zhuǎn)載來源于李孟潮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