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姜余
                               成都  2006年12月

 

      受霍大同教授的邀請，我得以到成都做一個為期十個上午的關于當今世界青少年問題的授課。下午和晚上早些的時候，我的工作是一些關于在主體的臨床中的心理學家的臨床實踐的會談。

      總之，每個早上被切分為大概一小時四十五分鐘的理論課程，和一個緊接著的短暫的休息之后的一小時的與聽眾的討論。我也讓十五個左右的“督導”活躍了起了。
不必說，我可以引出督導的這些教學，為我的教學提供了一種重要的材料，將我帶領到我的中國同事為我敘述的抵達同聽的要求和精神照料相關的臨床和精神治療的點上來：青少年中的精神病的發動，在退行和精神病性代償失調之間的區分，等等。


      我在問題和主題猛然出現的時候做反應：在精神分析的臨床相互約束和這樣的約束有著精神分析的請求的后果的情況下的，兒童的，“代傳遞”的和瘋狂的位置。
      對于開業者和人類學家而言，青少年繼續了一個值得爭議的問題的源泉。通過臨床，一個永恒的東西被精確為：青少年是一個被迫的主體化的時刻，被迫的與性的和時間的不可逆性的特質相遇的時刻。轉變和過渡的年紀……當青少年這樣詢問他位于其中而獲得軀體的文化的和精神的場景的時候，通過約束或者通過證明，他有時讓自己處于危險之中。在這一方面，今天，正是傳統啟蒙的符號性工具的局限性和機械化在提問。

      “青少年”這個術語同“青春期”的術語一起表達出來，它指示了將意義賦予給身體實在的修改的精神操作，在推動了注定要在社會關系的當下狀態中并被這種狀態再認的性的宣言的維度上。因此，青少年是一個“過渡”：一個作出幼兒性欲的事后結論和確定面對著生殖性和享樂的闖入的幻想建構的位置的象征性操作。

      我為成都的朋友們提供了一個對這個青少年時刻的有條理的重新閱讀。青少年試圖脫離在早期已經組織好的具有母性自戀的信息和痕跡的身體。這個造就一個作為想象和實在的伙伴的父母的重要性的降低的時刻。它變得不是太穩定，這也引起了偶爾的特別尖銳的雙重性的時刻和突然的抑郁的脆弱。這種傾向對于女孩來說有時會特別危險（厭食）。童年的組織、童年的場景將被軀體的生殖性的突然來臨和精神性的性化軀體的闖入所攪亂。我們認為青少年并不縮減為迫使青春期修改的約束一種適應形式。青春期同時也是一個重新考慮理想的時間，一個必須重建理想、相似、相異的時刻。關于俄底浦的社會反應，同樣也演繹出從家庭小說到“神經癥的個人神話”的過渡，神話，它使青少年不僅僅作為一個家庭歷史的產物而且更是作為一個同歷史同文化乃至同烏托邦即政治（比如：社會）相關的主體而出現。青少年沒有出現任何特定的結構，但正是在特殊的時間上持續了在結構中的過渡：在這個時刻，主體被實在軀體的性的闖入所淹沒。防御一直持續到為了擺脫性或者離開性而將其理論化的潛伏期開始起作用的時候。防御現在顯得毫無效率，沒有優勢。不光是原發性自戀中的孩子，既被主體丟失的那個人，“小皇帝”，而且是防御性器官和過時的理想系統，都建立了一種對于主體來說的缺失的客體。除了在他人那里打開一個口子而挽救他存在的連續性以外，對于活著的主體而言，沒有其他的解決辦法去幫助在理想和軀體關系中的喪失——對讓其熟悉的世界持續到現在的東西的喪失。這就是為什么青少年要探索，想盡一切辦法帶著挑剔，有時候完全是通過揭露，缺少的東西、有缺口的東西、不完整的東西，在平時的言說中，父母、家庭或者社會，甚至是語言本身當中打開。我們可以說，青少年必須自己再次創造一個還是語言身體的身體，因為通過幼兒性欲建立起來的身體再也不能支持他而且也再也找不回來。他必須創造出一個身體而不要停留在，迷失在，分散在這樣一個性對他的闖入的簡單回應的領域中。因此，這個青少年的過渡也是一個邏輯的時間，涉及到這個年紀本身的激烈讓我們不知所措。在不可逆和不可能的維度上的自戀的喪失的過渡。對于青少年來說，它涉及到的是將閹割不是無能和未成熟這件事符號化，更進一步涉及到的是去面對這樣的事實：作為母親源初軀體的過時的享樂，永遠地成為遭到一個重大的禁止所打擊而作為巨大的放棄的客體。身體重新成為可能，但不是所有都可能。


      青少年的概念逐漸地從一個臨近的概念即年輕人的概念中脫離出來。但是遠不是覆蓋于臨床、精神治療或精神分析，而是在知道的話語和政治話語的相互關系的形成的同時結晶。以致于所謂的“青少年危機”同樣也對一個人類學的閱讀感興趣。結婚年齡的后退造成了在孩子和不斷增長的成年人之間的中間階段，這個現象帶動著一個別的維度的發展，從男孩到男性以及女孩到女性的關系。


      青少年具有政治的和社會的效應。精神機制中的閹割和其提高的確認可以在某些在軀體和其客體之間的完備的整體性獲取一種形式的行為中被避免（比如，毒癮、厭食、甚至流浪），更是一個需要再發動的欲望的，不間斷得對不完整性的支持和證明進行填充的空的位置。青少年如何體現他的能力相對于并非瘋狂的欲望的聯系和再發動的價值？問題是臨床的，它前涉到治療的方向。同時它也是一個在被隱喻化和符號化的設置所確認的青少年與文化的相遇的維度上的人類學的空間；一些尊重了話語的第三方維度的中介的空間。它回到開業者中間，建立一個常常在癥狀中暴露出來的，或者帶到一個被某些年輕人的行為的過渡不能掌握的相異性的領域的，這樣的問題。如果說無意識的主體沒有年紀，那么一個主體化則是需要斷裂，需要過渡，需要時間的。青少年的過渡時期，軀體自身變得陌生，它成為了一個標志的地點，過渡的證明的地點。它也可以成為一個強迫性的相異性，當這個年輕人將其作為他的對話者、特權的他者和總是有點過度的威脅，甚至是迫害者的時候。

      于是，所有一切發生：好象，當一方面，在一個生命的單一性和一個社會的通俗小說之間的，另一方面，在每個主體的位置和其家譜的繼承上之間的距離增大了，主體的絕路的危險性就擴大。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從一代到另一代的精神生活的傳遞的過程中的淤積。同樣，被迫和“兩者之一”相遇的具體的形象——也是脆弱的分配——，所謂的青少年危機警告著，在現代性中對于一些再連接的不穩定的代的裂塊是在增加，好象在兩代之間一個關鍵的挑戰（話語和死亡）變得堅硬。與社會問題和挑戰相關聯的現代性嵌入到意味著同根源和以往的傳遞的過程中。

      現代性和代正好作為觀察和實踐的領域的操作出現。精神分析和人類學的目的發生了偏移。問題是，從社會臨床性的本質上來看，因為它面對著掌握在哪個東西上面，一個可能的對青少年的精神治療對于主體來說也是一個他試驗的時刻——并非沒有邏輯——其方式是將家譜評判的苛求擺在癥狀上。正是在我們的臨床進程假設人類學集中于青少年危機的觀點沒有減縮為零的維度上，我們才可以期望貢獻于一個同現代性的人類學的對話。

     

      201615145455932.jpg
      開始討論青少年提給精神分析的問題按照安排我在成都教學的三個軸進行制作：
－　歷史的軸：青少年概念的出現。隨著對啟蒙疏導被看作調節從兒童到成人的過渡的持續和模型的傳統模式的疏遠，與生命的這個年紀相關問題被提到了前面。我們考慮在哪個點上，年輕人可以作為暴力或作為作品產生的問題同大型機構性的職業而相聯系著：教育、照料還有懲罰。在那里跟隨了關于直到行為和責任的司法概念的考慮。
－　人類學的軸：如果青少年正是主體不再僅僅通過家庭的能指而且還通過社會的能指表達出來的時刻，那么青年人就不再作為人們必須為他做一切的兒童，而是作為一個欠了先于他的那代和后于他而要他負責那代人的債務的生命的渡者。因此他在一個運動著的世界中打開了根源的問題，祖先性的和命運的，在運動了的世界那里，這樣的實質的傳統的表象同樣是變化著的。
－　最后是精神分析的軸：在我的教學中有著最深的探索和最多解釋的軸。我們可以帶著小心來細節化這些過渡：從兒童期到潛伏期，從潛伏期到青春期。正是跟隨著弗洛伊德和談論家庭小說中的兒童性欲理論的段落，然后是在拉康的幫助下，抵達到神經癥的個人神話。仍然強調了在幼兒恐懼癥同其客體和青少年恐懼癥同其軀體和空間關系上的區分。進一步重提了，作為考慮這個過渡的而使用的鏡子客體。但立刻要注意的是，它并不涉及一個簡縮為鏡面形象的可反射平面的鏡子，而是一個可返回為軀體和聲音的話語的鏡子。在那里，顯然，米歇兒·吉布爾的教學留下了一個雙重的痕跡。我們可以來到一個更加普遍化的所謂的“青少年危機”的模式中，而得以強調在青少年那里的精神分析的現實性。如果青少年是每個人在其社會生活中的問題時間，它也是而且尤其還是性化的位置的時間。一個這樣的選擇被沖動客體的無意識標記所控制，根據幻想的和沖動生命的修改而被考慮。如果主體不能嵌入到認同之中，它只能這樣做：通過能指的傳遞者們被再認，為了這些能指代表它的能指是負重的。這個在青少年中強調的東西，是對主體來說超越了符號性的情節，是交談的符號性結構，它帶來了或多或少的偶像的或者理想的傳遞，包括了在其中的功能。

      關于弗洛伊德“個案”的教學（漢斯，杜拉，“年輕的同性戀”）及其拉康對它們的評論（第四個討論班），我自己的臨床，以及對“督導”帶來的材料的謹慎參考滋養了我們的交流。
超越了對解釋的必要的要求，同聽眾的交流允許了深化在精神分析歷史中的在臨床的病理學中的和在認識論中的研究的維度。在精神分析和神話學，連同精神分析和哲學之間的必要的對話已經處于它們的表述和區分的關鍵位置上。


      講授和爭論的整體都記錄下來。我非常感謝這些督導中間的翻譯者，而尤其想感謝在我講課過程中的唯一的翻譯者——霍大同，還有提出詳細和感性的重要問題的，顯示出忠實、專注和慷慨的聽眾們。在中國，在成都和我的所有同行一起渡過的這段時光為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