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伏期是一個分裂的時期——我們有好幾個分裂的時期，這個時候孩子遇到一個孤獨的問題。孩子遇到了孤獨是說，他再也不是父母親的一部分，那么他就是孤零零的一個人了。這個時候，因為這樣一種孤獨，他就會發明一些其它的對手，和他父母親不一樣的伙伴。這樣一個發明他是通過兩條道路來實現的：一個道路是癥狀，另一個是想象的產物——幻想。在癥狀的層面是恐懼癥。昨天我講了，關于恐懼癥我們一會再講，而關于幻想的產物就是“家庭的小說”——弗洛伊德所說的。關于恐懼癥和家庭的小說來說，幾乎是同時產生的。必須為了產生這兩個東西，孩子就必須產生認同于父母親關于他未來的話語。如果孩子僅僅認同于父母的身體，他在某種程度上就會成為精神分裂，而當他認同于父母的抑郁，就有可能成為憂郁的孩子。抑郁是一個存在著的憂傷，是我們感到自己存在的憂傷；而憂郁是感到自己不存在。在憂郁里面，有非常多的恐怖和害怕。正是這樣，當我讀《狂人日記》的時候，我感到正是憂郁，他被吃掉，他很焦慮。始終都有一種主體性的恐懼。如果我們以一個理想為支撐，我們就有發明恐懼癥和家庭小說的依據，當我們有一個理想，同時意味著兩個事情：我們接受它，我們也可以拒絕它，但是都是以此為支撐。對此我要強調這樣的差別：比如一個母親對孩子說，你要活著，以便我活著，和你以后要成為一個醫生或者老師，是完全不一樣的。類似于父母給孩子說，你要有一個陰的理想，但是孩子可以說，我要有一個陽的理想，比如在《紅樓夢》中的賈寶玉，父親告訴他要讀書，他有一個理想說，我就是不讀書。女生可能比男生更容易理解我剛才所說的。
現在必須具體來說，什么叫做恐懼癥。這個恐懼癥是一個“兩個伙伴的發明”。這兩個伙伴中，一個讓他害怕，一個讓他放心。這個讓他害怕的伙伴經常是一個動物，讓他放心的伙伴經常是一個和他的類似物。對于主體來說，這個動物代表一個威脅，大部分的時間，這個威脅是一個被吞噬的威脅。這個恐懼癥是孩子對自己身體提出的問題：我這個身體如何支撐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也有一些對于情勢性的恐懼癥，比如廣場恐懼癥，這些恐懼癥總是涉及到的是，當孩子自己的身體和父母的身體區分開以后，孩子就會問自己：我對自己的身體如何獲得一種信任。我們同樣看到，這個在青少年中的重要性，因為一種生理性的修改，在身體的變化以上，要求精神上的東西要有一些新的東西。青少年要重新找到他在孤獨時刻的恐懼癥。他也可以拒絕他的身體：這個身體不是我的，我不要這個身體。有好幾種方法，其中一種就是厭食癥。你們在臨床中有沒有接待過厭食癥？（霍大同：很多的原因，我們還沒有接待過，但是社會上是有的）在很發達的國家，這個厭食癥是比較普遍的，對于少女來說，是厭食癥，對于少男來說，他不接受自己的身體，就損害自己的身體，或者吸毒——Solvant。我接待了不少這種少年，他們把自己的手砍斷，還有很多少女是真正不吃飯。我們不是開玩笑，這些人都是處在死亡的邊緣。像這種這么嚴重的情況，他們有醫生照顧，我在那里是為了理解他們身體的構造。反對重要的是，對于大部分的少男少女來說，他們沒有一個恐懼癥的發明，就是說他們被扔到了孤獨中間，而沒有理想支撐的主體。比如說他們從來就沒有和家庭有沖突，因為沒有一個理想來。正是這樣我們就和他們的家庭有很多工作，注意到，我們的工作不是為了避免這個沖突，而是這個沖突應該被講出來。這個沖突可以是少男少女對自己父母說，我到這個世界上是為了讓你們過得好一點，這也是一個沖突。比如說，一個少男可以對自己母親說，我不是一個你為你父親做的禮物。前面我們講了，當我遇到一個少男在家里亂砸東西，我們現在對他的情況補充一點：七歲以前，他的生活很正常，但是他七歲的時候，他的哥哥因為摩托車死了，在7歲到13歲期間，他作為自己死去哥哥和自己母親死去的兄弟而被養活。在13的時候，他母親給他開玩笑，說鄰居的一個少女可以成為你的未婚妻。這個時候他發現，這個被開玩笑的未婚妻的名字被包含在自己母親的名字中，在法國，很多的名字是兩個名字結合在一起的。這個少女的名字非常像自己母親的名字。從這一刻起，他拒絕了所有的要求。這個拒絕也包括社會性的，在學校要求他做的他都拒絕，同時這個拒絕也表現在他的身體上。這個時候整個都是一個完整的東西，他不吃飯睡覺，他拒絕所有的東西。我想對所有處在訓練中的分析家說，當我們面對少年的分析時，如果他在學校拒絕所有的要求，他的成績就一落千丈；他在家里拒絕所有的要求，就從原來很乖的孩子變成了很暴力的孩子；還有拒絕自己的身體，不睡覺。但是這個睡覺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這是另一個問題，但是我們必須清楚，這個病理性的拒絕中，他拒絕的是哪個部分，是全部的還是部分的，是和自己軀體有關還是沒有，這是很重要的。他拒絕了他死人的位置，但是這個理解還不夠，他拒絕了他成為自己母親做給外婆的禮物，他拒絕成為舅舅。我們說，因為他沒有能夠構造一個恐懼癥，他的身體就處在一個無所適從的狀態中，臨床中，我們的工作的話語實際上處在兩個水平上：一個是他不愿意成為孩子，他愿意成為一個少年；在另一個水平上，他必須回到他的童年期，從而構造他的恐懼癥。也就是要重新構造這個潛伏期的結構。
昨天講到，有一個人，他覺得他所有做的都是夢，實際上他自己還沒有蘇醒。為了能夠讓他說，我是醒的和我是在做夢，就必須稍微神經癥化，建立一個區分。對于一個神經癥來說，他稍微知道有一個彼者在他身上，這個彼者是無意識的。存在著一些少年，他拒絕自己的身體，對原因的一個可能性的回答是：在潛伏期的時候，他沒有發明恐懼癥和家庭的小說。那么他對自己的身體沒有一種信任。我的一個定位的方式，因為我是弗洛伊德派，就是：有能力和他的夢工作。如果是他在潛伏期沒有構成恐懼癥和家庭的小說，這個時候我就無法和他的夢工作，有一個很簡單的理由：在潛伏期的時候，他對自己的夢是有興趣的，哪怕是一個惡夢。在潛伏期的一個征服之一，就是我們贏得了想象。當我問一個少年，在7歲到12歲期間，他的夢，他的惡夢，他的恐懼，如果他能講，我們就可以和他的夢工作，如果他什么都沒有，我們就無法和他的夢工作。因此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就要和他身體實際的支撐一起工作，比如說膠泥。對于我們剛才講的少年，我能夠和他一起對他的夢工作，但是他不高興，因為他說，他一直做的都是惡夢。我對他說，如果你做惡夢，就意味著你重新開始睡覺了，同時我告訴他，這個惡夢也是一種在你睡覺的時候和你交流的方式。在睡眠中講的是和我談話中不能講的，在惡夢中講出來了，這是和我談話的一種方式。現在我告訴你惡夢的內容。
經常，惡夢的內容比我們平時的夢的內容更加簡單。他住在一個巴黎的郊區，是很現代的環境，他做的夢是，他在一個市場，有一個巫婆準備用低價把他賣給另一個巫婆。我對他說，你是不是認為我在你的位置上解釋沒有必要。他說用不著，我已經理解了，這兩個巫婆一個是我的媽媽，一個是我的外婆。我對他說，你是不是非常的憤怒，直到你現在做的所有的東西對他們來說都是一文不值。他說，我們不能掩飾任何東西。我回答，不是如此的肯定。一兩天以后，他來告訴我，惡夢發生了變化。他做一個夢和一個惡夢。他到市場上去找兩個巫婆，結果只找到一個，這個巫婆正在哭，他問她為什么哭？這個巫婆說，因為大巫婆已經到了很遠的地方去了。我問這個少年，你在這個夢中感覺如何。他說，我也非常的悲哀。之后他又做了另一個夢：他在一個晚會上，這個時候我的姓氏就出現在這個聚會上——城市（ville），我給他說，這個聚會是你和我能夠構造所有東西的聚會，這個時候有一個問題，有兩個姑娘想和他約會，但是他不知道選擇哪一個。這是精神分析中很重要的時刻，一方面他是一個犧牲者，另一方面他在構造自己的主體性。也就是說，他不同意成為他母親和外婆的東西，但是他始終又是和這兩個女人有一種一致性，而這樣一種同一性的關系，而這樣的關系對他來說，相對于前者，問題就少得多。是不是僅僅是只有這個少男希望獲得兩個女人？我不這樣認為。
第一個結論是，這個青少年有能力確定他自己相對于自己父母俄狄浦斯式的位置，也就是說他能夠確定他父母從哪里來。在俄狄浦斯的水平上，他能夠很好的定位。他的性別的確定性，和前面對父母欲望的定位是聯系在一起的。
問：對自己身體的拒絕，和對社會請求的拒絕和對家庭的拒絕有什么區別？
因為你的問題類似于一條線，在整個討論的織布上的，如果我能夠回答你的問題，那么我們就會變得更聰明。
首先我們從一個基礎出發：青少年期是一個性別化的、重新處理這個俄狄浦斯階段的時期，它同時也是由社會的請求引起的。我們和青少年一起工作是在不同場景中工作的，他們以好幾種方式來度過這個階段的，我在這里要強調家庭的場景和社會的場景。在這兩個場景之外，還有另一個場景：他必須接受自己身體的改變。這個身體的改變意味著他原來和自己鏡像的關系現在無法支撐他了。在這個基礎上我們討論目光和聲音，也就是說他再也不認識自己了。
從目光的角度來說，對于精神分析家，這個目光不是他和自己鏡像的相遇，而是與一個第三者的相遇。假如我們照鏡子的時候，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行動，如果你很慢很長時間的注視自己在鏡中的形象，而不是涂口紅或者打領帶，最終你會發現你完全不認識你在鏡中的自己的形象。我們利用鏡子是為了某種目的而利用的，必須問大家：為什么你們每天都在用鏡子？從為了讓自己好看而照鏡子開始，直到某一個時刻，你會發現你完全不認識自己。照鏡子的目的是說，這是我。從生命的很早的時刻，是有一個人對你說，這個人是你。正是這樣，如果這個孩子沒有發現自己的獨特性，他以后就會有很嚴重的障礙。如果我們能夠被別人認識，我們就能夠認識自己。
對于青少年期來說，有兩個最重要的變化：一個是身體形象發生了改變；另一個是聲音發生了變化。當這個身體發生變化以后，他對自己的身體不信任，他相信一個理想的身體在彼者那里。對于這些厭食癥的人來說，是很清楚的，一方面他的身體是被糟糕的對待，另一方面他有一個非常非常完美的、美學的形象，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身體被切成了兩半。他有一個實在的身體，它被糟糕的對待，被否定了的，另一方面他有一個想象的、完美的身體。我剛才說了，在青少年期有三個場景：家庭，身體，社會。他要將這三個部分連接在一起是非常困難的，比如這個少年，他拒絕連接這三個部分，是因為他發現他成為了母親將其當成禮物送給外婆，于是他處在這個困難中。
問：我想到寫字的時候，有時候是越寫越不像自己的字，是怎么回事呢？
我們要解釋這個現象，我們要回到法國，笛卡爾有一天發現自己不是自己了，他從一個很高的地方掉到水里去，發現所有的圖形——圓形、方形，全部都混在一起了，可能這與你說的情況類似。
后來笛卡爾就意識到，能夠用游戲身體的形式和游戲字母是有聯系的。從一個神經學的角度來說，實際上在我們大腦中存在兩種形象，一種是我們看到的形象——知覺象，一種是我們通過我們軀體感受到的形象——運動象，而這兩個象在一個被給定的時刻不是同時存在的，因此就有一個距離，正是有了這個差距的時候，鏡像就起了一個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說，你現在感覺到的是怎樣的形象；另一方面它說，未來你要做的，是怎樣一個形象。為了創造這個“感到”和“做”的差距，是語言的作用。這就是我們控制我們語言和我們身體的方式。運用這個語言，我必須看到現實的圖像，然后我去區分它，如果我對字母有更多的區分，那么我對事物的區分就越細致。
如果我這樣書寫——活人，就意味著我和這個活人建立了聯系，因為他就是這樣動的。顯然的，存在著在身體的運動和書寫的學習中，有一種聯系。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身體是文化化了的，因為我們所有的“動”都是文化的一部分。我想談一個人類學家，后來他在英國，叫Malinowski，他是現代人類主義的創始人之一，他不僅寫了很多著作，還寫了很多他工作現場的日記。在這個日記中，他當時談到，在新幾內亞的時候，他無法認識所有的符號，同時他感到他自己不存在，感覺自己空掉了。這種經驗差不多是很多旅行人的經驗，如果你到了一個地方，完全不認識，你會覺得自己完全不存在。字母意味著我們身體的運動投射到了文化的空間中，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是一種理想。我們能夠看到，字母和理想是聯系在一起的，這樣一個感到自己非人化的感覺和一個對書寫的失認是聯系在一起的。
在青少年，存在著個人的神話和對雙親俄狄浦斯的再認。對于我們精神分析所有的臨床，我們應該有極大的興趣，通過文字和字母來確定青少年的人格。很多少女寫自己私人的日記，我們要知道這是否是閱讀了很多書，還是喜歡寫信的人，她的簽名也是很重要的，對我來說，組織一些青少年的書寫小組也是非常重要的。